大家好，关于《边疆时空》李庆新东南亚“小广州”的海上运输与远洋贸易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李庆新二级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广东省航海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航海史、经济史、广东史研究。从越南中南部的外洛海到昆仑洋，进入暹罗湾，在古代南海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海洋气候环境条件。受东亚海域季风影响，南海季节性洋流（暖流和寒流）在该海域来回流动。这种东北-西南季风流使越南-暹罗湾海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海上交通的枢纽。越南中南部沿海暹罗湾地区的主人占族、高棉族、马来族和暹罗族，历史上都有航海和贸易的传统。公元1世纪左右，扶南开始控制湄公河下游及其三角洲。3世纪以来，这个国家控制了越南南部、湄公河中游、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的一些小国，成为控制东南亚局势的大国。1944年，在越南南部的OCEo发现了一座公元2世纪至3世纪“印度化”时代的港口城市遗址。1979年后，越南等国学者联合对湄公河三角洲进行了密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表明窝岙港不仅是古代东南亚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之一。一个交易中心。作为湄公河下游古代文化的代表，“窝澳文化”一直延续到6世纪中叶至7世纪末柬埔寨（真腊）崛起。10世纪以后，东南亚与印度、中国的海上交往更加密切。暹罗湾北岸出现了乐嘉等重要港口，更多的中国商人进入越南中南部和暹罗湾海域。在东南亚，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华人定居点。元代周大观记载，中国水手常到真腊国，“国无衣裳，米食易得，妇女易得，房屋易保养，器皿易用”。而且生意好做，所以他们常常逃跑。”他。”泰国编年史记载，在大城王朝，华人社会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富有的中国商人曾资助国王建造了首都大城府最重要的寺庙——越南雅伦寺。15世纪初，大批广东、福建华侨聚集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昌贝和巨港，以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一、石进清等为首，“有的已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班丹（Bantan）、北加浪岸（Bekalongan）、图班（Tuban）、格雷西克（Gresik）等港口“都因华人聚居地而闻名”，是“华人的重要商业中心”。中国学者苏继光说：“府南的重要性似乎完全在于它对金林湾航运的控制。”金林湾古时指的是暹罗湾。1671年，清朝广东雷州人马九（1655-1735）“客陈腊国，赴越南南投”，建立了以华人为主体的独立政权。在河仙地区。在梅九、梅天赐父子（约1705-1780年）的大力经营下，河仙不仅成为影响印度支那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政治力量，而且将河仙建成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国际港口。暹罗湾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控制越南南部面向暹罗湾的重航国际贸易区；莫氏河仙政权垮台后，阮朝从暹罗手中夺回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权，河仙成为越南南部面向暹罗湾的地区。海上重要港口，在近代东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运输和海上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孟氏统治时期的河仙港及其海上交通对于莫氏统治下的河仙政权，西方文献在17、18世纪称之为CanCao、Cancar、Ponthiamas、Po-Taimat，而在中国文献中则称为港口国、KunDaMa、本迪国等。玛九、玛天赐时期，河仙控制了湄公河下游后江以西和以南的三角洲平原和沿海地区。19世纪越南古籍《越史纲鉴考略》记载：港口，今河仙省南齐。清康熙十九年，原明广东省雷州府海康县利国社明九投靠高满国。他招募了我越人、唐人、高蛮、桀（外门内坝），控制了富国、龙骑，在钦波、聂须残、乐甲、格茅等地建河县镇。它是我国在大南的一个附庸。是上天赐予子孙后代的恩赐，设立了建江、龙川两条道路。与安江省毗邻，西南临海，与暹罗接壤，北邻考曼，南北距54英里，东西距19英里，东北距嘉定省城773英里。莫天赐时代，河仙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长方形城市，山面朝海，护城河长560多英尺。分为文武衙门和军事要塞。还设立了使馆和国库，修建了关帝殿、三宝殿、蒙公殿、会同殿。它有一个分割的市场和海南人和彝族的混合体。它是印度支那暹罗湾的一个大城市。在帆船时代，河仙是港口条件相对优越的海港。北邻湄公河下游。它是东南亚最大的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水网纵横，适宜农耕。是东南亚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湄公河多年来的沉积作用，它不断向陆地扩展。与湄公河下游相连的河流自北向南流经河仙市，最后流入暹罗湾。河仙市位于河与海交汇的东湖西岸。1869年8月4日法国人绘制的河仙地图显示，河仙外城有三道不规则的城墙。西城墙沿五山（五虎山）而建，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河仙城的西部屏障；南端是苏州山，呈半岛状伸入大海。情况很重要。山上建有一座城堡，保卫河仙城。海口。北城墙沿河流（R.GiangThnh）而建，河流大致东西向流入东湖湾，成为天然护城河。河仙镇公所位于河仙市境内，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城为方形城堡，南门面向东湖湾。城门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连接城内。内城北部呈长方形，面积约为南城的三倍，北部依山而建；十字街将内城区域划分为四大区域，即地图上所示的AncienneCitadelle。内城西墙上有一门通向城外，东墙上也有一门通向城外并通向东湖。内城和北护城河之间是一大片沼泽（见图1）。图11869年法国人绘制的河仙市地图河仙内港长一英里，宽一英里，出海口宽约两英里。门外有两座山，守护着海门。有西、西南、东南3条航道通向河仙内港。NguyenChaoSongWanfu和DuongVanChu描述了河仙港的情况：从里浩向北，海的尽头是崎岖的山脉，水路半望，就到了宽约二里的哈县海门。其中左右有大大小小的山，俗称明矾、臭吝啬，位于东边，明矾、臭奶位于西边。门分三派：一是从长江中心至洋海西岸，背靠山峦，通向河田；二是从长江中心至洋海西岸，背靠山峦，通向河田；一条从洋海西南中门直达河仙。四十噚，水深五尺，舟船常进出。河的中心从海洋出发，向左东南方向，靠近阿卢姆，通向河仙镇。河宽约七十噚，水浅，舟船无法通过。从门内三派，通向河仙大江滩中部。池塘宽约一英里，长约一英里。位于周堡西岸。岸边有一土遗址，即河仙城和杜多城。这里人口密集，各种住宅楼林立。唐代商人云集于此。侯镇西南，有郁郁葱葱的山，旁边有宝塔，俗称五湖山。镇沟河以东，山高峰弯，树木茂盛，河边森林茂盛，俗称苏州。此州是唐朝、汝氏、花娘的故乡。有三四口井，有水。镇西南临海，山峦蜿蜒，森林茂密。又名北夷山。门外南临大海，群山环抱……(1)河仙市至中国海距离自汉代起，河仙至中国的海路就已开通。其航行遵循传统航线，借助11月至次年3月盛行的东北季风或4月至10月盛行的西南季风进出暹罗湾；唐代贾丹记载的“广州至海邑路”的走向：从广州出发，向东南经海南岛东南海域，航行至詹不老山、灵山、门渡国、古达国，和越南中部海岸的本托朗。翻越周山、军土弄山（今昆仑山），越过宋朝的“上岸”、“下岸”海区界限，越过越南南部金瓯海的奥比岛，即可进入河仙海。该航线的反向航程是从河仙至中国及东北亚的航程。绕过海牙后，横渡昆仑洋、大展海，进入海南东部的蕲州洋，进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等待港口，继续向东北航行至日本、韩国、菲律宾。河仙号往返中国的航程记录在中国文件中，例如《岛夷志略》《诸番志》《岭外代答》《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010-300)00）而越南阮朝典籍中有记载010-30000。《指南正法》（《海程志略》和《两种海道针经》）记录了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江、浙、闽、粤、台沿海地区及东西海上航线的情况。《顺风相送》《各州山、水、浅泥、沙石图》、《福建至柬埔寨针道》、《福建至暹罗针道》、《柬埔寨南港至笔甲、蓬房西》、《回针》《柬埔寨至暹罗》《回针》，以及《指南正法》中的《明代唐山及东西二洋群岛水情》，都描述了途经昆仑山、小昆仑、甲寺山等路段；“达丹至暹罗”、“罗镇”、“回唐镇”、“暹罗至日本镇”、“暹罗至长崎日清”等，均需经过金瓯角和暹罗湾河仙海。清康熙帝开海后，安南、广南和华南地区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增多，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也相应增多。莫氏的河仙政权（港口国）与邻近的广东、福建既有官方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接触，并且这种关系正在不断改善。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缅甸永吉雅王朝借口暹罗孟人经常从土瓦边境入侵缅甸，包围了首都大城府，发动了对暹罗的战争。1764年，缅甸新国王蒙比奥再次进攻暹罗。1766年初，缅甸军队包围了大城府。1767年5月4日，缅军攻克了被围困14个月的大城城，大城王朝灭亡。对于缅甸和暹罗之间的战争，清朝作为宗主国，自然是非常关心的。大城北部被攻克后，清朝决定干预缅甸对暹罗的入侵。一方面，派兵从陆路进入缅甸，在阿瓦附近作战，迫使缅甸猛王驳斥，从暹罗撤回主力；另一方面，他向暹罗发出围剿缅军的讯息。同时，他向河仙发出协助并“小心防止被俘”的命令。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十月，乾隆皇帝命两广总督李石尧再次派人到河仙镇，向莫天赐提供“他最近访问暹罗的具体情况，并命他详细汇报情况，尽快汇报。”李士尧立即派遣左镇游击队员郑锐等人于十一月登上虎门商船前往哈县。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郑睿等回国。李士尧随即向朝廷报告了此事，并报告了缅甸、暹罗的情况。《顺风相送》详细记载了两广总督李石尧奉命派徐全、郑锐等前往暹罗河仙出差、莫士林（蒙天赐）的事件乾隆皇帝对广州至河仙的航行作出了积极回应。还记载：从广东虎门航行至安南港，地名哈县港，预计水程7300海里。此地属安南管辖，有一个叫莫的地方官员驻扎在那里。从哈县镇到詹泽翁，水程1600余里。据统计，从广东虎门到暹罗有1300多英里。九月中旬，如果北风有利，我们就可以启程了。风好的话，半个月就可以到；风好的话，半个月就可以到；如果航行不顺利，大约需要四十天。……这是查到该口岸商船已于9月中旬离开广东前往安南港进行贸易。日期是十一月。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依赖季风。从珠江口东岸的虎门起航。九月若刮东北风，即可扬帆出海。如果两个月（11月）顺风，就可以到达河仙，距离7,300英里。从河仙到广东旅行时，春夏季节，等待西南风起航广东。这就是广东到河仙的贸易概况。中外官方信使大多依靠商船。清朝乾隆年间，广东嘉应人谢清高登上商船，游历东南亚各国十余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注意用眼睛、用心灵去寻找、考察。”后由清高口述，由广东人杨丙南抄写，编为010-3万一卷，内容涉及广东与“根据地”即河仙的海上交往：万山，又名卢万山，也是广州沿海的一座岛屿。有两座山：东山在新安县界；东山在新安县界。西山在象山县界。沿岸渔船避风避雨。如果西南风强，他们会留在东澳，如果东北风强，他们会留在西澳。所有南洋海轮均从这里驶出。所以，海极国是从万山开始的。出后，向西南行，渡蕲州海。海面上漂浮着七大洲，故名。还穿过陵水，看到了大华、二华大陆的山脉。顺着东北风约四五天，越过越南会安、顺化边境，见到占皮拉山、朝苏山、外螺山。顺化是越南国王建都的地方。由于关于它的风土人情、土特产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人写过，我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南行约两三天到忻州，再南行约三四天，过陇乃，此地称鲁乃，即所谓鲁莱，为安南旧都。从隆奈出发，顺着北风，第二天就到达了本迪国。本迪国位于越南西南部，又称坎明。它被怀疑是占城市。这是一个小国家，位于越南和暹罗之间。……然后又乘着东北风向西行驶了大约五六天，到达了暹罗港。万山位于珠江口西岸，隶属象山县（现隶属珠海市万山区）。与东莞县管辖的东海岸虎门遥相呼应。这是广东南洋航海的又一起点。“南洋的所有船只都是从这里出口的。”。从云山至湄公河口的柴光等港口，经昆仑洋，绕过金瓯角，然后向西进入暹罗湾，向西北航行至河仙。整个航程大约需要10多天。2012年9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馆藏——张河岳及海域古地图特展”。其中，“四海”部分展出了一件题为“《指南正法》”的作品，其年代可以追溯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6月29日，两广总督李士尧依旨上呈奏折《清实录》，并附图。除了这张图之外，这件折片还有附录1《海录》、附录2《海国见闻》、附录3《查询广东至暹罗水陆道里图》、附录4《查询暹罗国情形由》。这批图文档案为研究乾隆时期清朝与暹罗、缅甸、安南、河仙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图2《译出暹罗各头目禀》，两广总督李士尧于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奏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抄录游击许全跟兵原禀》，纸本绘，长64厘米，宽70厘米。整个地图的坐标在地图上方为西，右侧为北。地图上，沿海各处都贴有黄色贴纸，标注着“表”计算的航程，即船舶一表行驶的距离。该图规定每班七十英里，黄色标注的航行里程如下：从广东虎门出海至暹罗城，共148章，每表70里，共计10360里。从虎门到琼州还有十八个。琼州至外螺山二十三次更新。从外螺山到烟筒山十二看。第十三更，从烟筒山到赤坎。十五更，从赤坎到昆仑山。第七更从昆仑山到镇树山。十五更从镇树山到大恒山。从大恒山到笔架山三十守。从灯塔山到暹罗城有十二个守望点。根据海图提供的信息，从虎门到大横山的航程是从广东到和县镇，总共103海里，7210海里。值得注意的是，图中，从琼州到昆仑山，船途经海南岛东蕲州洋和西沙群岛海域，然后沿着海南中南海岸之间的狭窄海域航行。越南和中国的“长沙”（南沙群岛）。其中，外螺山是今天越南中部沿海的广东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岩通山位于今越南中部沿海的灵山和瓦莱拉角以北。赤坎位于今天越南东南海岸的柯嘎海角附近，或者说巴蜀地区。昆仑山就是现在越南南部海岸外的波洛孔多尔山。真树山，又名树岛或快岛，位于今越南南部沿海的奥比岛上。大恒山，即今柬埔寨土珠岛，即PouloPanjang。灯塔山，现位于泰国曼谷湾，或称卡拉姆岛。暹罗城，大城府，暹罗的首府，是一座伟大的城市。这张海图包含了广东、河仙和暹罗往返的历史信息，可以与许多中国文献佐证。《抄录署游击郑瑞等访查节略》（编号01490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是一幅纸上彩画。画于清朝乾隆年间。长63厘米，宽64.5厘米。这张地图以北的坐标位于顶部，城市和山脉都以图形方式描绘出来。暹罗和缅甸的首都（“仰瓦城”，又称“阿佤城”）分别用不同的图形表示。图文认为，18世纪末，中南半岛国际关系混乱，缅甸企图吞并暹罗，与清朝不和。后来，暹罗复兴的著名领袖郑昭（1734-1782）收复了暹罗，建立了吞武里王朝（即吞武里王朝，1767-1782）。为了与中国和解，郑昭护送被俘的缅甸领导人到广东。他还绘制了两幅陆地和水域地图，提交以帮助清军进军缅甸。地图以暹罗大城王朝首都暹罗城和吞武里王朝首都旺科城为中心。有些“国家”是用圆圈画的，如东京（越南北部）、安南（广南，今越南中部）、柬埔寨、大年王国（又称佛达尼、达沙尼、北大年等，今北大年府）、泰国）、吉打王国（马来西亚吉打地区）等暹罗的重要地区均以椭圆圈绘制，包括河仙镇及附近的VanBoSui、ChampBoon、罗勇、WangNongKong等。河仙镇被视为暹罗境内的一个“地区”（府）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这也证明该地图是在郑昭统治下的吞武里王朝时期绘制的。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暹罗军队攻陷河仙，莫天赐流离失所，宣告莫氏家族的河仙政权开始告别“盛世”，走向衰落。此后，暹罗在河仙驻军，实行军事管制，直至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暹罗叛乱，郑昭被处死，曼谷王朝（又称却克里王朝）建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地图的东海岸标注了中南半岛东部的东京、安南、柬埔寨和河仙。从广东安南（广南）至河仙的海面，标志着虎门、老湾山、七洲洋、真树山、法苏山五个地名，说明广东与河仙之间的海上交通和联系非同一般。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福建龙溪（今龙海）人王大海撰《抄录河仙镇目莫士麟文》，记载了从福建厦门经安南港（河仙）等地的航程。前往巴城的地点：卡拉巴是边海泽国最西南的一大片区域。夏岛航行横跨七大洲，从安南和港口出发，经巨港、马六甲，经过三里，进入榆城至桥澳。预计水程为280英里，每手表五十英里，大约14,000英里之内就可以到达。图3《查询广东至暹罗水陆道里图》，清乾隆年间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面提到的地名是巴达维亚库格拉巴，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在地。蕲州，海南岛东北海的蕲州群岛。安南港指的是河仙。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马六甲，马六甲，马来西亚。三笠，今印度尼西亚邦加海峡。玉城是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湾外岛屿的总称。可见，河仙是中国广东、福建地下南洋商船的必经之地，河仙商船也经常在广东、福建港口进行贸易。《查询广东至暹罗水陆道里图》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记载厦门经陆莱、柬埔寨等地前往南阳。柬埔寨的许多地方原本也属于河仙王国。书中还说：“从厦门到占婆，水程一百次；到柬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次。”供参考。据外文史料记载，1728年、1729年（雍正六年、七年），莫玖派遣刘维官、黄继官赴日本与幕府周旋，可见哈县与日本也有海上交往，菲律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以外。保持海上航线畅通。它的海上旅程是先航行到广东、福建，然后北上日本。唐宋时期就已开通广东、福建至菲律宾的航线。通常从福建、广东港口出发，经澎湖、琉球（台湾）前往菲律宾。(2)河仙市至“下洲”的海上距离阮朝文献将暹罗湾和马来半岛以南海域称为“下洲”。历史上，这片海域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后湾地区北岸港口已与东南亚岛屿地区及马六甲海峡西侧通过海路相连。印度洋国家之间存在海上交流。自1974年以来，泰国在暹罗湾发现了25处水下考古遗址，其中包括9艘14世纪至19世纪的沉船残骸。由此可见，这是一片海上交通繁忙的海域，相应的沉船、残骸也较多。越南《交趾中南半岛情形图》记载，暹罗与缅甸之间的交通，除了从六昆（泰国那空府为贪玛叻府地区）和Chekalu通往缅甸的通道外，还有经由Jampo和宏茂（英国）的通道。）各国岛屿，前往缅甸。前者是水陆两用，距离较短；而后一条路线则完全是走海路，绕过马来半岛海域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马来半岛西海岸抵达缅甸。嘉隆八年（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暹罗遭缅甸进攻，向阮朝求援。嘉隆皇帝与大臣商议，主张走海路，不走陆路，迂回进攻缅甸。阮朝派神策京师陈文能等率领1400人驻守嘉定（越南胡志明市），等待行动，但最终没有成行。清朝乾隆年间，暹罗进入《海岛逸志》。地图的南部标注了从河仙到暹罗港和马来半岛的沿海地区的名称。地图右侧有注释，写着：“从河仙镇经TamakSonSui路到暹罗港”，表明从河仙到暹罗首都旺格市和暹罗市的海路是走海路。大马山岛（今越南南油群岛大马岛）是必经海域。地图上标注的其他重要地名还包括位于海中的槟榔山（PinangMountain），位于塔玛山（TamakMountain）以北；还有万波绥、洛勇、占泽文府、皮昭王、王格城、六昆府、宋家、大年王国、胜井王国、檀老王国等，均位于暹罗湾沿岸，与下仙海路。《交趾中南半岛情形图》（编号014792），清乾隆年间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纸本彩画，长43.5厘米，宽61厘米。地图的北部在左侧，西部在地图的顶部。以暹罗为中心，包括花都番（缅甸）和乌来语（马来）。它实际上是印度支那的陆地和海上交通地图。上图为暹罗至花都凡（缅甸）之间的陆路交通图。下半部分是一张海图，从暹罗王国开始，止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无处之国，止于花都的“红沙”国（“红沙王国”）。有两行圆弧文本：从暹罗到芳的航程在9月10日至10日之间，顺风航行大约需要十五六天。方星于12月到达红沙，大约用了15、16天，顺风起航。图4《海国闻见录》，清代乾隆年间绘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航程经过塔占、格朗、佛波、力波、班、上本、苏友、龟山、重庆岭、车柴、塔坎、六昆富、松角、王百真龙等地，这些地方都属于暹罗境内。无极界戴尼，武吉番界游佛，五五界方兴、马六甲、王匡、波罗莫、王派、杰塔，王家、王奇、暹罗界。胡龙、达瑙、马里、口毛口鱼、霍都凡的边界是骆驼围、大马、红沙。这条航线实际上是古代南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传统运输航线，而从暹罗港到河仙洋的航线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越南阮朝嘉隆七年（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暹罗国王拉玛一世去世。嘉隆皇帝派宋福万、杨文柱等人出使吊唁。同时，他还转达阮朝对河仙拥有主权。意图。九年七月，宋福万、杨文柱等人回国，向嘉隆帝上呈手绘《大南实录》和《阮朝至暹罗之旅记》《交趾中南半岛情形图》，其中记载了六处陆路和陆路。越南南部至暹罗的水路，包括“陆路上路”、“陆路下路”、“雅海路”、“洋海路”、“跨越山水的洋海路”和“海门水道”。后四条航线均经过河仙港，向南入海，形成河流。它是中南半岛乃至暹罗湾以南海域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雅海湖距离：从南旗后江河口至Trauh-DeHaimen，经Rach-giaHaimen至Ha-tienHaimen、Ream、KasKong）、ChantaburiHaimen、KohKhram、MaeNamChaoPhraya、Chumphon、猜雅(Chaiya)、那空西哈马拉(NakhonSihammarat)、鸟(宋卡府)、北大年(Pattani)、吉兰丹河(SungeiKelantan)、龙雅(新加坡)，最后到普吉岛的查朗(Chalang)。这条海路沿越南南部海岸、暹罗湾和马来半岛航行。它从湄公河口出发，经过迪斯克和河仙港口，经过暹罗的尖竹汶府和湄南河河口，南下到春蓬和猜雅、洛坤府、宋卡、北大年，进入马来半岛双溪吉兰丹，新加坡和槟城，最后到达普吉岛。长江河道：从金瓯南部的HonKhoai（波罗奥比）出发，流经富国、沙美岛、波罗奥比。阁西昌）、北南海门、三百日、沙美岛、刘昆、谢明妮各海门，至马来半岛西海岸普吉岛车鹿浪芒。这条海路并不是沿着海岸航行，而是离开奥比岛后，进入暹罗湾，穿越河仙洋，终点与“雅海之旅”大致相同。海绵延山河：从暹罗湾东南部几个岛屿之间的海域，即从伦到辽，从古峰到图查甲，从硕那前到仙路寻图，从班木格到MeikouZun（MaeKlong）海门，PouloPanjang，PouloPanjang，古风支范生，土石主范支范生和PouloPanjang，校友和校友。一般来说，航程从越南普洛奥比出发，跨过河仙海，到达泰国湾东岸的猜耶和班武里府，向北到达湄南河河口春武里，然后向东南到达圣淘沙，一直到东部岛屿。海门水道：从Inte，美青（MyThanh），（甘浩），菩萨(BoDe)、RachGoc、BavHopDamCung、OngDoc、克洛斯（CuaLonCuaBe），李(RachSoi),LekKa,HaTienTown,Lek,VinhAch,贡布，SaUc,Xu（HucKhaBa），游泳(KonmpongSom),SaNgao,石（巴苏）、古公、赖蒙、罗空、东兰、汉文、真本、北南（BacNomKhemNo），佛陀（发色）、翼（BaSi）、板(BanTram)、LoDonKhlonYai、BangPakong、BeiNang、（TraChien、ThaChin），门楣,BanLaem,孟庄，Muong(MuongKhoi)、MuongMai、BanSaphan、BanSaphanNoi、PhiThieu、春蓬、KhlongSavi、,添加、门楣（MaeNamKhirirat）、刘昆、PatPhanang、罗（奥拉奥）、等待马来半岛中北部的南旗和海门。这条水路从湄公河入海口的海门和港口出发，经过金瓯半岛东南部海域，到达柬埔寨的河仙和磅颂，到达暹罗的尖竹汶府和湄南河、曼谷、大城府和清迈沿海港口。海岸向南延伸至春蓬、洛坤府和宋卡府。2、东南亚“小广州”：河仙贸易及其进出口商品古代东南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政权和国家，难以统计。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里德教授指出，15世纪至17世纪的东南亚贸易时代是一个城市不断发展的时代。港口城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要么成为某个国家的首都，要么发展成为半独立国家。即使是独立政权，也重视商业，依靠海洋建国，与海洋息息相关。它们是专注于海外贸易的政治实体。里德教授将这些政治实体称为“港口国”。笔者将这种政体与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传统大陆帝国国家（可称为“经典政体”）进行了比较。东南亚的这些海洋政治在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上是“不完整的”和复杂的。该实体可被归类为“非古典政权”。莫氏河仙政权利用河仙的地理优势，集中力量视商业，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大力发展对中国、东北亚、东南亚贸易，成为17-19世纪东亚海域航运贸易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一个以海洋贸易立国的“港口国”典型，东南亚“非经典政权”的典型。在鄚玖时代，河仙按照中国传统的经商模式，把商人分为三类，赋予不同的经营业务：大商人经营长途贸易，中小商人经营本地贸易，官商则专营国家垄断商品和对外贸易。1728、1729年，鄚玖派遣刘卫官、黄集官前往日本，与幕府打交道，获得对日本贸易的“信牌”（朱印状）。河仙作为广南阮氏属地，双边关系自然非同一般。阮氏给予河仙贸易诸多政策优惠，包括免税或减税。丙辰十二年（清乾隆元年，1736），鄚天赐继任河仙都督时，阮氏“赐龙牌船三艘，免其船货税例。”“龙牌船”是阮氏发放给前来广南贸易的外国商船的特别凭证，有免税优惠。明万历时人张燮介绍中国商人到广南贸易时的情况：贾舶既到，司关者将币投酋，舶主见酋，行四拜礼，所贡方物具有成数。酋为商人设食，乃给木牌于尘舍，听民贸易。酋所须者辇而去，徐给官价以偿耳。广南号令诸夷，埒于东京，新州、提夷皆属焉。凡贾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数日程，诣广南入贡，广南亦遥给木牌，民过木牌无敢哗者，斯风棱之旁震矣。这里的“木牌”，未知是否就是“龙牌”？但它用以对外贸易，在官方对外交易中具有代表朝廷与皇权的权威，则毫无疑问。法国学者梅奔（CharlesB.Maybon）指出，“南河[指广南阮氏]的税收体系是仿照中国建立起来的。”张燮所说木牌，有牌则准许贸易，或许类似明朝中外朝贡贸易中使用的“勘合”。1755年，暹罗国王因暹商在广南的商务纠纷而致书阮主，要求阮氏退还先前对暹商所征之税，给予十张龙牌，以便暹商往后在广南避风或免于被官差勒索；阮主在回信中解释了征税一事，但没有答应给予十张龙牌，信中指出：若夫恳请龙牌十张，所与非伤惠也；但龙牌多得，只恐船主蹈杨成章之故辙，以私害公，以利害义。聊送一张，往来任意，今年如此，明年又如此，年年不绝，一而足矣，何用多为？阮氏最终只答应发给暹商一张龙牌船，与河仙比较，“厚此薄彼”，显示阮氏对河仙的特别恩惠。18世纪会安是广南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中南半岛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阮氏建立起一系列贸易管理制度，对河仙船采取减税优惠。会安对外贸易税制包括“到税”与“回税”，对河仙船的税收，每船到税、回税额均征300贯和30贯，仅为西洋船的0.037%，为澳门船、日本船的0.075%，上海、广东船的0.1%，暹罗船、福建船、吕宋船的1.5%。鄚氏河仙政权在国际邦交方面的政策很现实，以重商政策与自由贸易作为其基础，吸引国内外的客商，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暹罗、印度、福建、广东、海南来的船只都聚集在这里交易。嘉隆八年推出的《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可以看出，河仙贸易商品来自海内外，种类甚多，既有官府控制交易的金、银、盐、米、铜钱、琦楠、沈香、象牙、犀角、荳蔻、砂仁、肉桂、胡椒、苏木、乌木、红木等贵货，也有丝茧、绢布、沙糖、沫糖、石块糖等紧俏商品，还有国家控购的铁、钢等金属产品。河仙与中国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广东，一方面因为广东是对南洋贸易的主要地区，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施对西洋“一口通商”政策之后，广州几乎囊括了清朝对海外的贸易；另一方面河仙政权的当政者是雷州人，境内多粤人，与粤地有地缘、人缘之便。当时河仙贸易繁盛，粤人聚集，建有雷琼会馆、潮州会馆，被称为“小广州”。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A.VanDyke）教授指出，瑞典和荷兰人记录中，18世纪中期河仙是东南亚对广州贸易的主要港口，在每年往来于广州与东南亚的30艘左右的帆船中，有85-90%是广州驶往河仙与交趾支那（广南会安）的，而这些帆船主要属于广东十三行行商颜氏、叶氏、蔡氏、邱氏、潘氏和陈氏。在河仙与广州的贸易中，输出物品主要有稻米、锡、藤条、西米、各种涂料等。稻米作为河仙及周边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大量出口中国缺粮省份广东是不难理解的。藤条细薄、轫性、没有异味，是茶叶包装的上佳材料，主要用于茶叶包装，而且这些材料在卸货后还可以作为藤制品的原材料出售，具有多重价值。西米则是很好的防碎材料，可用于瓷器等易碎品的长途运输，而且与藤条一样具有多重价值，卸货后可以作为食品材料出售。西米在广东人的饮食中很受欢迎。金属交易是河仙、广州贸易中特殊的大宗商品交易，以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锡是一种低熔点柔软金属，有良好的可塑性、延展性，可以用于制造合金；锡因其密闭性和无毒性，在储物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密封得当，茶叶可在锡器中保持十年不变质，因此在清代中国茶叶包装与运输中（包括外销）特别受欢迎；同时锡还是海船很好的压舱物。因此，锡的行情在贸易中心广州很受经营茶叶生意的行商们的关注。河仙是锡的重要供应地，但河仙并不产锡。河仙出口的锡，主要由海外市场，如巨港、邦加等转贩而来。邦加地区大部分锡矿销往巴达维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锡矿在得到巨港素旦的默许后运往河仙，或者被邦加的华人走私运到河仙，最后销往广州。邦加锡矿的开采热为河仙锡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货源保证。从荷兰、瑞典、丹麦等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广州记录”可以看出，大量锡的进口与河仙有关。1758-1774年广州从东南亚港口进口的锡有79935担，其中河仙进口24688担，占总量的30%强，数量仅次于巨港（47468担）。1769年，广州从河仙进口锡6000担；1774年，一艘从河仙来广州的帆船运载锡1400担，还有其他两艘运载的也是锡，估计当年运到广州的锡有5000担。18世纪70年代，巨量的锡源源不断从河仙运往广州，以至于关于河仙船到来的消息也会引起广州锡价的下跌。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河仙是销往中国的锡的贸易中心。清初屈大均说：“锡器以广州所造为良，谚曰：苏州样，广州匠。”可以这么说，清代广州锡器制造业的繁荣，应该归功于海外市场特别是河仙市场的支持。锌为是常见的金属，俗称白铅，与多种有色金属可制成合金，如锌与铜、锡、铅等组成的黄铜等，可用于铸币与机械制造。《大南寔录》记载，因为“白铅有关国用”，阮朝曾命北城臣雇募货夫开海阳安朗社白铅矿，岁输铅税，每炉七百二十斤。嘉隆三年（嘉庆九年，1804），免除澳门商船的“三礼钱”，即所谓进贡给阮朝御前、长寿宫、坤德宫的三种礼金，“令船来多载白铅，官市之，还其值。”澳门的白铅显然是从中国市场特别是广东转贩而来，16世纪中叶以后澳门就是广州的外港，成为明朝“广中事例”、清朝“广州制度”的组成部分。阮朝鼓励葡萄牙人输入白铅，说明河仙、澳门、广东之间早已存在金属交易。图5越南“金瓯沉船”出水锌锭（NguyenDinhChien,TheCaMauShipwreck1723-1735，HaNoi,2002）清代铜、铅、锌等金属材料本来是禁止出口的，但在金瓯沉船出现如此巨量的禁运商货，说明18世纪清朝贸易禁令不起作用，澳门、广州、河仙之间存在清朝官府监管不到的金属原材料走私系统与市场网络。1998年，越南金瓯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雍正年间来自广州的沉船，发现有386块锌条，每块重15—18公斤，总重量约5.7-7吨。目前虽然不能确定这艘沉船驶向何方，但是可以肯定锌也是广州的出口商品。金瓯沉船的锌条在没有来得及进入市场之前就沉入河仙海底，但是它从被贩运出海起，已经汇入了中国与东南亚大规模的国际性金属交易物流之中。三、鄚氏衰微后阮朝对河仙贸易的管控鄚天赐时代是河仙政权的“黄金时代”，但国际关系并不和平。到18世纪60年代，河仙境内战事不断，耗损国力。阮氏西山政权崛起之后，嘉定动荡，广南阮氏颠沛流离，河仙失去外围的支援。辛卯七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暹罗王郑昭率大军亲征河仙，河仙陷落，鄚天赐流离失所，后自杀。此后，河仙时属西山阮氏，时归广南阮氏，而暹罗在河仙派军留守，实际掌制河仙。广南阮氏以鄚氏后人镇守河仙，但河仙屡经兵燹，人民流亡，昔日繁华荡然无存，地位一落千丈。18、19世纪之交，广南阮氏在对西山阮氏战争中节节胜利，1802年，广南阮军攻陷昇龙，西山阮朝灭亡，全越南北统一，阮福映在富春称帝，改元嘉隆。嘉隆七年（清嘉庆十三年，1808），暹罗王拉玛一世去世，拉玛二世继位。阮朝以黎进讲权领河仙镇事，改变了以往“鄚氏世袭”的惯例，河仙实质性纳入越南统治。阮朝初年致力于重建国家秩序，发展经济，在争夺河仙中取得重大胜利，其意义不仅仅把越南版图从中部顺广地区推进到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西南海边，奠定了越南与柬埔寨的西南边界，实现了世代推行“南进”政策的最终目的，同样重要的是在南方拥有了除面向南中国海的湄公河口港口群之外，同时拥有面向暹罗湾及“下洲”（暹罗、马来半岛以下地区）海域的优良海港河仙港，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嘉隆八年，阮朝专门为河仙、暹罗贸易而制订法例，议定《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一、河仙与暹罗商船，中心横六尺至六尺九寸，征港税三项之三钱四十缗；七尺至七尺九寸征三项之二钱五十缗；八尺至八尺九寸征三项之一钱六十缗；九尺至九尺九寸征二项之三钱九十缗；十尺至十尺九寸征二项之二钱一百缗；十一尺至十一尺九寸征二项之一钱一百二十缗；十二尺至十二尺九寸征一项之三钱一百五十缗；十三尺至十三尺九寸征一项之二钱一百八十缗；十四尺至十四尺九寸征一项之一钱二百十缗。一、河仙与暹罗商船，横六尺至六尺九寸，输卖荷充铁子二千斤，或钢片四千斤；横七尺至七尺九寸，铁子二千五百斤，或钢片五千斤；横八尺至八尺九寸，铁子三千斤，或钢片六千斤；横九尺至九尺九寸，铁子四千斤，或钢片八千斤；横十尺至十尺九寸，铁子五千斤，或钢片一万斤；横十一尺至十一尺九寸，铁子六千斤，或钢片一万二千斤；横十二尺至十二尺九寸，铁子七千五百斤，或钢片一万五千斤；横十三尺至十三尺九寸，铁子九千斤，或钢片一万八千斤；横十四尺至十四尺九寸，铁子一万五百斤，或钢片二万一千斤。以上各项输卖如例者，听得商买丝茧、绢布、沙糖、沫糖、石块糖，又除免港税；不如例者，但听商买杂货，仍征其税。一、荷充铁子百斤值钱六缗，钢片百斤值钱三缗，以为官买常价。一、河仙与暹罗商船，中心横十五尺以上，照海南商船征收港税。一、下洲商船来商诸镇，照麻六甲、闍婆商船征税。一、金、银、盐、米、铜钱、琦楠、沈香，并禁，不得商买。一、象牙、犀角、荳蔻、砂仁、肉桂、胡椒、苏木、乌木、红木诸贵货，河仙与暹罗商船有采买运回者，各照所买之价，每钱十缗，征其货税钱五陌；如运往诸镇转卖于本地人者，免其税。一、河仙与暹罗商船，先入何镇海口，业已输卖铁子、钢片，或已供纳港税，而复往他镇商卖者，宜领所在官文凭，以免重征；回帆日但许买米人一方。一、河仙与暹罗商船入口所在官，各照文凭检察船内人数，及至回日复检，如数给予文凭放回；倘有拐载本国人，不论男妇老幼，即行挨捉治罪，船主拐载杖一百，徒三年，船内人各笞五十；船内人拐载者，亦坐杖徒，船主杖六十，余人各笞五十，财物俱入官。船内人告发者，其人免罪，并不殁其货；外人告发，以犯赃钱一百缗充赏。一、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但听通商，自嘉定四镇至广义而止。一、诸城营镇商民，与清人居本国者，不得擅往暹罗及下洲商卖。一、度船法：以官铜尺为准度，自船头遏水版至船尾，遏水版得几丈尺为长，仍中分之为中心；以中心处度自左边盖板上面，外至右边盖板上面，外得几尺寸为横，零分不计。一、诸镇据各商船一年来商征税之数，于岁底修簿甲乙二本，由该艚官转奏。阮朝《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内容相当详细，虽然有增加税收与贸易管制的内容，但是主要还是着眼于规范贸易管理，仍然体现阮朝对河仙的政策厚待。一方面体现了对两地过往有功于阮氏的“恩典”与回报，另一方面也体现阮朝对河仙的主导与重视。《条例》内容关乎重振河仙经济贸易，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按照河仙、暹罗商船大小，分等级征收数额不等的商税；其法当仿照明清时期广东、福建贸易管理之“丈量”与“船钞”法。二是鼓励河仙、暹罗商船输入阮朝需要的物资铁钢，官价收购，并给予商家相应的商货采买与税收优惠。三是规定允许买卖的进出口商货，金银盐米等禁止交易，象牙、犀角等科以课税。四是严禁拐带买卖人口，违者重刑惩罚。五是规定通商贸易范围，河仙与暹罗可以自由往“下洲”及嘉定四镇、广义贸易，诸城营镇商民及清人，不得擅往暹罗及“下洲”商卖。实际上，等于赋予河仙对暹罗、下洲贸易的专营权。六是设置该艚等官，管理河仙贸易。这里的该艚为阮氏旧制，系主管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艚司长官为该艚、知艚，该簿艚、该府艚、记录艚、守艚等。在鄚玖、鄚天赐时代，河仙地区是否设该艚、知艚等官管理贸易，不得而知。可以肯定，嘉隆八年实施《条例》之后，河仙地区贸易管理有艚司建制。与阮朝前期精简政治、招集流民、开垦荒地等措施相配合，《条例》对经历暹罗入侵与西山阮氏之乱洗劫后河仙地区的恢复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河仙经济很快恢复，对外贸易活跃，复为暹罗湾区一繁荣都会。《大南寔录》谓：[嘉隆十年]帝以河仙为要阃，二人（指张福教、裴文明）熟知边情，故遣之教等至镇。政尚宽简，不事烦扰。整军寨，招流民，设学舍，垦荒地。经画街市，区别汉人、清人、腊人、闍婆人，使以类聚。河仙遂复为南陲一都会云。阮朝明命六年（道光五年，1825），复议准对河仙商船按嘉定税额的十分之三征税，一方面是为了堵塞税收漏洞，另一方面强调河仙不能再搞特殊，要求河仙对前来贸易的商船征收到税，不过比嘉定税额还是减少十分之三；对买载贵货的商船，照例征收回税。总的看来是为了增加税源，然而新税制对河仙仍然有利。终阮朝之世，河仙始终是南圻的一个重要港口。四、金瓯沉船：见证18世纪河仙海域国际贸易的珍贵实物资料越南东南部海域、泰国湾海域及沿海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海洋区位、气候条件，古代处在东亚、东南亚海上交通的要冲，航运繁剧，自然也是海难频发的区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在中南部海域多次进行沉船勘探与发掘，打捞了5艘沉船，年代从15世纪到18世纪，它们是：广南省岘港附近的占婆岛沉船（15世纪）、巴地—头顿省槟榔礁沉船（1690）、建江省海域沉船（15世纪）、平顺省藩切沉船（17世纪）、金欧省金瓯沉船（1723—1735）。金瓯沉船发现于1998年夏，该沉船处在越南南端金瓯角南面、北纬07°41′12″、东经105°29′18″的海域。根据船只和货品有很多火烧痕迹，以及物品中木箱、铜锁被损坏迹象分析，船沉原因可能是遭到海盗攻击所致。多件瓷器底部印有“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楷书字样（其中28件瓷器带有“雍正年制”底款，6件带有“大清雍正年制”底款），以及南海佛山石湾“祖唐居”等陶家落款，可以确定是一艘在雍正年间（1723—1735）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其时河仙政权处在鄚玖统治后期，也是河仙实力稳步增长时期，目前尚缺乏资料证明它的航程与河仙境内港口有直接关系，但是为了解那个时代河仙海域的海上贸易实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证资料。金瓯沉船所载商货以中国货为多，最终出水遗物130000件（包括民间非法打捞被追缴回来的器物），有中国陶瓷、锌条、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如发夹、铜锁、铜盘、铜盒）、石质印章、辟邪、砚台，等等，其中出水的中国瓷器数量最多，约6万件，其中瓷器以江西景德镇窑为多、且最精良，其次为广东石湾窑、福建德化窑等产品，集中了清前期主要外销瓷产地的精品。金瓯沉船上发现有大量锌条，说明锌也是广州出口金属品，金属交易已经汇入了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物流之中。沉船还打捞出4枚印章，1块赤褐色陶封泥，对了解清代广东行商与海外贸易有重要价值。在以实物为主体的海洋考古发现中，沉船中每一件遗物实际上都体现着历史时期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片段，为历史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标本，金瓯沉船对了解中国、河仙政权的航海史、港口史、造船史、手工业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用户评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篇文章写得真的太棒了！我一直对东南亚跟中国历史上的互动很感兴趣，尤其是关于“小广州”这个概念。没想到海上交通和贸易在其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有15位网友表示赞同！米兰了解到李庆新老师研究内容真是开阔眼界，我对"边疆时空"这个标题印象深刻，感觉很有深度。东南亚的繁荣现状也离不开这段历史积累啊！作者分析得真仔细。有15位网友表示赞同！心脏偷懒以前没留意过东南亚与中国古代海洋交流的密切程度，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小广州”对区域贸易的影响远远超过想象！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相关的研究成果。李庆新老师的观点很值得商榷有18位网友表示赞同！夏至离别我觉得作者把东南亚地区的复杂历史简化了。“小广州”只是一个标签，不能完全概括其文化多元和发展历程。还需要更多的多元视角来深入解读这个现象。有17位网友表示赞同！煮酒这篇文章让我对“边疆时空”产生了新的思考，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不仅仅是贸易往来，还有深层的人文交流。期待看到更多跨学科的研究！有6位网友表示赞同！信仰文章提到的海路上货物和信息的流转真是精彩，可以想见当时繁华的海上景象！作者对历史细节描写的精准令我印象深刻！有16位网友表示赞同！夜晟洛虽然我对中国古代历史不太了解，但我依然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希望作者能够用更生动的语言来讲述这些历史事件，让更多人对“小广州”这个概念产生兴趣！有13位网友表示赞同！断秋风这篇文章让我对东南亚的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边疆时空”的概念很有启发性，也让我更加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有10位网友表示赞同！北染陌人文章分析的“海上丝绸之路”，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贸易通道，连接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但应该看到更多多元的视角，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有9位网友表示赞同！青衫故人“小广州”这一概念似乎有点局限性，忽略了其他文化交流的影响。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边疆时空”。有6位网友表示赞同！疯人疯语疯人愿文章内容很有逻辑性，能够清晰地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起来！期待了解更多关于李庆新老师的研究成果！有18位网友表示赞同！致命伤东南亚作为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对“小广州”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梳理非常细致，让我受益匪浅！有10位网友表示赞同！喜欢梅西"边疆时空"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互动关系。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关于类似主题的研究报告，进一步了解这种复杂而多样的关系！有12位网友表示赞同！伤离别这篇文章对"小广州"的形成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作者的分析很有深度，让人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17位网友表示赞同！坏小子不坏我觉得这篇文章有些偏向于单方面的视角，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边疆时空”研究还需要更加多样化的角度！有16位网友表示赞同！一纸愁肠。我比较喜欢文章中对于“小广州”的文化交流描述，很直观地展现了当时贸易带来的多元影响!有18位网友表示赞同！冷嘲热讽i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关于历史人物的深度介绍，例如那些推动“小广州”发展的人士。这样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有11位网友表示赞同！